追寻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历史足迹

——《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评介

山东轻工业学院 张绍磊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不断发展深入，中国基督教教会教育史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逐步成为中国教育史和基督教入华传播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和动向，相继涌现出一批颇有建树的学术成果。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近代教会大学的探讨上。^[1] 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推出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共计10本等论著，近代教会大学史研究可谓欣欣向荣，蔚然成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对明清时期教会教育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资料整理、个案研究以及粗线条的史实表述阶段，至今仍缺乏横贯古今、史料翔实、立论新颖的长时段研究明清教会教育的通史专著。

近日，笔者 拜读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暨南大学夏泉博士的大作：《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一书，夏作洋洋27万余字，字里行间追寻着明清粤港澳地区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历史足迹，较为系统深入地厘清了自晚明以降直至1911年基督教在岭南地区的办学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细致地考察了基督教在岭南地区的办学活动对粤港澳社会经济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该书因选题新颖，立意深刻，内容翔实而被列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库”丛书系列，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本书的创作价值和学术品味。纵览全书，笔者认为夏作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长程历史观”与“精细历史观”相互辉映

“长程历史观”和“精细历史观”是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推崇的两种史学研究的范式。“长程历史观”继承法国“年鉴学派”的衣钵，从“大历史”观出发，提倡较长时段地考察历史，梳理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的本质，以探索长时段历史演变的特征和规律。而“精细历史观”则强调在丰富史实的基础之上对历史细节做细致地考察、重建，力求较为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2]

从16世纪中叶到1911年，长达三个半世纪的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发展演变历程是一段相当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要厘清这一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教会教育发展状况，既需宏观把握，又需微观考察。夏泉博士以其扎实深厚的史学理论功底，新颖独特的史学研究视角，将“长程历史观”和“精细历史观”在本书中运用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夏作以1552——1911这360年间粤港澳地区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发展演变状况为经，视乎明清政府对基督教在华布道、办学的不同政策和态度，将这一历史时期大致分为“容教” （1552——1806）“禁教”（1807——1842）和“护教”（1842——1911）三个阶段，以各个阶段基督教办学活动的不同特点（如各个阶段教会学校的办学背景、生源师资、课程设置、校舍经费、历史地位等）为纬，经纬交织、纵横结合，一方面以各个阶段教会办学活动的不同特点来演示三个半世纪以来教会教育在岭南地区的发展历程和办学规律，另一方面以教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办学规律来加深对各个阶段教会办学不同特点的剖析和阐释。如夏作在考察三个半世纪的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的发展历程时，不时以教会学校做个案分析，将圣保禄学院、圣若瑟修院、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以及救主书院等重点剖析，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宏观上把握整体，微观上兼及个案，真正做到了将“长程历史观”和“精细历史观”合二为一，为我所用。

二、“资料丰富翔实”与“立论客观公允”相得益彰

梁任公先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3] 可见，如果一部史书没有丰富翔实的史料作立论支撑，那它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夏作“后记”中提到，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是一个不易驾驭的课题，其中面临的一大困难即是“教会教育资料的零乱、外文资料的繁杂与搜集不易”。（P374）作者历经四年之久，多次前往上海、北京、南京、武汉、香港、澳门等地搜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就“资料丰富”而言，据笔者统计，夏作全书共出注释606处，参考文献近200种，其中包括了档案史料、资料汇编、报刊杂志、方志年鉴、文史资料、中外文论著等。就“资料翔实”而言，夏作旁征博引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如广东中山文献馆、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教会学校资料等；此外，作者还多次前往港澳两地，搜集了很多内地缺乏的中外文史料，其中有些史料在学术界是首次运用，成为本书的一大靓点。丰富而翔实的文献资料，夯实了夏作客观公允的立论基础，给人以强烈的“信史”之感。

全书正是以这些丰富翔实的史料为立论基础，对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的发展脉络作了客观而公允的阐述，真正做到了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仅举一例示之，夏作第二章第三节“中国第一所教会学校——圣保禄学院”，作者征引史料80余条，对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办学动机、创办始末、办学体制、课程设置、师资、生源、经费以及历史地位及其影响诸方面作了极为详尽而客观的论述。如在论证圣保禄书院的“办学动机”时，作者没有囿于国内众多学者的成说——“学院的创办主要是为了培养前往中国的传教士”，而是依据《澳门主教区历史资料》等史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圣保禄书院的创办，主要是为适应天主教前往日本布道之需要”；同时，作者又根据早期圣保禄书院的日本籍生源状况，再次为自己的客观立论提供了佐证。作者严谨、客观、求实的学术风范彰显无疑。再如，在论述“圣保禄书院是否是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时，作者摈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运用可靠翔实的资料，推翻了国内学者冯增俊、葡萄牙学者桑托斯以及美国学者马爱德等人的观点， 指出 “澳门圣保禄书院不是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1581年创办的日本府内神学院才是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P118——P121）

三、“学术性”与“可读性”相映成趣

学术性强的史学作品往往语言单调呆板、晦涩难懂，不为大众接受，难以广泛流布，此亦常为世人所诟病。夏作既注重行文的学术规范性又兼及作品的可读性，巧妙地拿捏了“学术性”与“可读性”二者不易兼容的关系。

恪守学术规范本为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然于学术风气日显浮躁之今日，真能做到此点却非易事。本书作者治学态度严谨、求实，非常注重行文的学术规范性。其一、文前有完整的学术史回顾。夏作第一章即为“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其二、史料征引十分规范。所有征引史料均注明作者（外籍作者特别注明国籍）、作品、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具体页码，如[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P65）其三、尊重学术界已运用过的史料成果，每每引用，必有交代。如在引用《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这一史料时，特别交代了此史料原件藏葡萄牙阿儒达王室图书馆，由李向玉博士译成汉文，详见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P148）除恪守学术规范性外，本书作者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此点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研究述评”之“研究概况”中有集中阐述，此不赘述。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史学作品的语言“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4] 夏泉博士曾在《新华文摘》、《高等教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撰写或主编专著3部，而且其又长期在高校 工作，文字功底扎实、深厚，驾驭语言能力 出色。故而夏作全书没有味同嚼蜡、干瘪枯燥的词藻及冗长复杂、苍白空洞的句子，而是行文流畅，文字凝练，文笔优美，可读性强，使人读后绝无生厌之感。

四、“全球史观”视角下的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

       “全球史观”最早由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出，其基本特征是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注意考察各个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史既是中国史的分支，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史应该树立“全球史观”，把其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研究。

       夏作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全球史观”的影子，将明清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舞台之上，这样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基督教在粤港澳地区办学活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如第一章，作者在论述“教会教育在中国的沿革”时，先介绍了“教会教育在欧洲的演变脉络”。又如第二章，作者在论述“明清之际早期天主教教会教育”之前，不遗余力地介绍此时期教会教育创办的世界历史大背景——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传教士东来与澳门开埠，耶稣会对教育的重视等。再如第三章，作者在论述“清嘉道年间基督新教在华早期传播与教会教育的兴办”时，不惜笔墨地先介绍了“基督新教的产生及各派别”，即由于罗马教廷的专制、腐败和文艺复兴的勃兴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从而进一步产生了众多基督新教，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宗、公理宗、浸礼宗和监理宗等。介绍“基督新教的产生及各派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把握嘉道年间初期基督新教在华传播进展缓慢的世界因素。

    此外，夏作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教会教育史是一门集历史学、教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学科，需要“复合型”研究。夏作研究的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史即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兼以教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辅，多学科、多角度、多思维地考察了三个半世纪之久基督教在岭南地区的办学活动及其对粤港澳社会经济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促成了作者多学科研究教会教育史的整体优势。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作品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瑕，夏作亦未能免俗。如在档案及外文资料的搜集和运用上稍显欠缺；对某些问题的分析、阐释尚欠深入，尤其是最后的“结语”部分，略显单薄，倘若在力度和深度上做进一步地挖掘和提升，抑或更佳。但瑕不掩瑜，笔者认为，《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是一部选题新颖、立意深刻、资料丰富翔实、研究方法得当并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身的学术力作，它的出版发行必将推动我国区域教会教育史乃至中国 教会教育史研究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夏泉著：《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列入岭南文库。

【注释】

[1]刘方仪：《近20年来海峡两岸教会教育研究综述》，《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8页。

[2]马敏：《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第9页。

[3]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4]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