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康熙与“中国礼仪之争”

□     田约瑟夫

第十三回  教宗禁约  激怒康熙

上回书说到康熙在渊鉴斋要西教士“直言无隐”，又说“朕今日旨意语言必重”，现在就来交待西教士的“直言无隐”和康熙的“语言必重”。

当时康熙对嘉乐等西教士说：“尔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即如利玛窦以来，在中国传教，有何不合尔教之处？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如有悖尔教之处，尔当带回西洋，照尔教例处分。”

嘉乐听后，随即提出：“供牌位，与称天为上帝，此即不合教处。”

康熙说：“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说。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皇上。”又说：“严裆等不通小人，妄带书信，颠倒是非。”要嘉乐不可偏信德里格、马国贤之言。并说：“在中国众西洋人中，耶稣会之人，与白多罗会之人，彼此不和，各成党隙，尔勿偏信一面之言。尔当执定主见，信朕之言方是。”

书说到这里，可能读者对“直言无隐”和“语言必重”的情节感到乏味。是的，这仅仅是序幕，紧张的在后头。

就在渊鉴斋这次召见后的第三天，即康熙五十九年12月20日（1721年1月17日），康熙下令将嘉乐带来的教王条约译出，于第二天呈览。次日，康熙看过译文，朱笔批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现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从此，康熙就彻底改变了对天主教的政策。“禁止可也”就是说圣教先贤利玛窦等含辛茹苦，在中国开创的福传事业，要被禁止了。

嘉乐要做解释。康熙非但不许，又令印刷红票若干，交俄罗斯人及广东船，分水陆两路寄往西洋各国，请各国公论。并逮捕德理格和参加合译教王禁约的马国贤。很明显，康熙是被教王条约（禁约）激怒了。

现在将主历1704年11月20日，教王第十一格勒门（克来孟十一世教宗）禁约原文照录于下：

“—— 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

——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做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凡入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凡入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站立，还使得。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文指牌位上面说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该禁约除了不许中国教友祭孔祭祖之外，最为严重的一条，是不许悬挂康熙敕赐的“敬天”匾额，康熙怎么能够不动怒呢！他又能怒到什么程度呢？下回分明。